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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发掘成果

   
下寨遗址地处豫、陕、鄂三省交界,自古是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遗址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内容和呈现的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是研究边缘和交汇地带文化的极好个案。通过连续四年的发掘,初步弄清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建立了遗址的文化序列和编年,基本上确定了仰韶文化中期、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东周时期的聚落分布范围,为完善丹淅地区的文化序列和开展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下寨遗址发现的仰韶时代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墓地,填补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同类遗存的空白。(曹艳鹏、楚小龙)

   
东区发现的房址集中分布于北部,其周围散落着众多的袋状窖藏坑,初步分析该区域应为仰韶先民的居住生活区;紧邻居住区的南部发现有大片的瓮棺葬群及墓葬,推测其当为居民的墓葬区;在墓葬区的南部清理出两座小型陶窑,而在居住区的西部又发现一座较大型陶窑,这不仅说明朱寨遗址东区是仰韶先民的生产区,而且显示出生产部门内部可能已出现具体分工的迹象。生产区域内出土的坩埚内的炼渣残片,更是表明先民们可能在生产实践中认识甚至初步掌握了浇铸工艺。

   
淅川下寨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下寨村北,地处滔河与丹江交汇处。遗址周围群山环抱,地势较为平坦。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库区建设,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3月至2013年1月对其进行了持续地、大规模地考古勘探和发掘,共揭露面积16000平方米。

   
5、从以往的调查和发掘情况看,郑州西部的西周文化遗址分布较多,朱寨遗址的发掘为郑州地区西周时期遗址和封国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刘彦锋 鲍颖建)

   
东晋至隋唐时期遗存主要是砖室墓30余座,随葬品有青瓷盘口壶、假圈足瓷碗、陶罐、铜镜、银发钗、铜钱等,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朱寨遗址发掘的西周时期文化遗迹主要为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仰身直肢葬,墓主头向均朝西,罕见有随葬品。但鉴定人骨架时,在墓主口中发现数枚海贝。

  
   
王湾三期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时代早期遗迹种类单一,共发现土坑竖穴墓葬28座,多数集中分布于T1506、T1507、T1606、T1607、T1608、T1706和T1707几个探方中,布局比较密集,排列相对整齐,但头向不一。是一处经过完整揭露的该时期墓地。这批墓葬均开口在东周层下,打破王湾三期文化地层。有5座墓出土了陶器和石器,其中M7出土了陶豆、陶觚、陶双耳罐、石斧、石凿的器物组合,豆和觚具有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特征。其它墓葬出土单个壶形器或单耳罐,颇有王湾三期文化遗风。M7出土的觚和豆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近似,可以确认是来自典型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但泥质灰陶双耳罐、单耳罐则显示了与丹江上游陕西地区夏时期遗存的密切关系。而随葬石器的传统,很可能来自江汉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中原、关中南部和江汉平原西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色。
  

 

  
   
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现存面积约6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0.8~2米,发现有明清、汉唐、东周、西周、二里头时代早期、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和仰韶文化等时期遗存。其中以史前和东周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发现各时期灰坑、灰(壕)沟、水井、陶窑、墓葬、瓮棺等各类遗迹共计2800多个。出土银、铜、铁、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质地小件1600余件,采集各种分析测试样本近2000余个(袋)。

   
3、朱寨遗址仰韶文化时期遗存,具有较完整的功能区划,充分体现出私有制产生后的贫富分化现象。

图片 1

 

石家河文化早期M200腰坑解剖 
  

   
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遗迹主要有房址、陶窑、墓葬、瓮棺、灰坑、灰沟及灶坑等。房址有半地穴式与平地起建两种,由门道、居住面、柱洞等组成,F2室壁仍存烧土迹象,应为灶台,F3发现有分间的隔墙,F5的柱洞既深且大,洞壁经过烧烤,底部经过夯打,柱芯清晰。

   
汉代遗迹主要是为长方形灰坑,数量众多,排列整齐集中,类似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的形制,但皆未见到人骨、随葬品的痕迹,不具备墓葬的基本要素,而且填土比较纯净,极少出土遗物,其性质有待进一步分析。

 

 

   
仰韶文化时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陶器以灰陶为主,少量红陶;纹饰有素面、附加堆纹、划纹、连珠纹、彩陶等,彩陶以白衣彩陶、红地黑彩居多,花纹图案有圆点纹、弧边三角纹、网纹、篦纹、太阳纹等;器型主要有鼎、罐、钵、盆、豆、大口尖底瓶、纺轮、环及球等。石器有铲、斧、刀、凿、镰、纺轮及磨棒等。骨器有簪、匕等。蚌器主要为镰。

  
   
仰韶文化时期重要发现是揭露环壕聚落一处,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壕沟、陶窑和墓葬。其中G30规模较大,宽约2.95~3.3米,现深约2.1~2.7米,沟壁较陡,横截面接近“V”字形,可称为壕沟。沟内填土可分为四层,第一、二层包含文化遗物相对较多,为沟废弃后的填埋堆积;第三、第四层基本上不见陶片、烧土等文化遗物,填土纯净,越往下含沙量越大,应为冲积、淤积而成,推测为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堆积。发掘和钻探表明,G30南部已经与滔河相连,现存平面大致呈梯形。G30外围还有一条与其平行且大致同时的小沟G31,宽1—1.5米。仰韶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G30以内,北部基本不见。初步可以确定G30、G31是仰韶时期环壕聚落的界沟。出土遗物主要是小口尖底瓶、钵、窄沿夹砂罐、釜形鼎等,根据其器物形态,初步判定为仰韶文化中期。

   
仰韶文化时期陶窑由火膛、火道与窑室组成,火膛较深、窑室较高,两条火道分别从火膛左右通至窑室并环绕其一周,Y2还发现有工作间。Y1为一座带有双火膛的陶窑,一条位于窑室西侧,另一条则位于窑室的东北部。Y4保存较完整,火膛尤其完好。仰韶文化时期的灰坑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圆形袋状坑加工规整,用于贮存。

2012年度发掘石家河墓葬局部

   
朱寨遗址商代文化时期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大型活动面及灰坑等。房址为半地穴式,由门道、台阶、居住面、贮物浅窖穴等组成。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为仰身直肢,个别有腰坑。商代的大型活动面横跨四个探方,其向北继续延伸。该活动面用炭渣等铺垫,关于其性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出土遗物主要有陶鬲、罐、簋及大口尊等,另出土有銎铜戈两件。

   
遗址最为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仰韶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墓地一处,发掘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117座。按墓主头向的不同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大致朝南,共58座,时代为仰韶时代晚期。其中M72和M106各随葬陶器1件,其余墓葬出土玉钺、石钺共22件。钺的形制与灵宝西坡墓地同类器非常接近,含山凌家滩文化也有部分此类形制的钺。经科学检测,大部分钺都是蛇纹石。第二类大致朝西,共43座,其中28座墓葬随葬有陶器,陶器多放置于腰坑之中,且成组出现,组合为长颈小壶或圈足簋上放置一钵,钵底部有穿孔。M86、M89和M198除腰坑随葬陶器外,人骨附近还随葬有红陶杯各1件。从随葬品分析,其年代大致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或略早。第三类大致朝北,共13座,7座有随葬品,其中有4座存在腰坑陶器和钺共存的现象。时代也应该为石家河文化时期,但是比第二类单出陶器的墓葬要略晚。其中M207长2.6米,宽1.5米,发现有葬具木棺的朽痕。棺内仰身直肢人骨1具,人骨左侧随葬玉钺、小石凿、玉环和小陶罐各1件。棺外东、西两侧放置罐瓮类陶器6件,泥器3件。此外,墓主盆骨下腰坑中也发现放置有陶器。这是目前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石家河文化墓葬。M207已经整体搬迁至室内,将进一步开展实验室清理和加固保护。第四类大致朝东,仅3座,未见随葬品。从层位关系分析应为仰韶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

图片 2

   
石家河文化时期遗迹类型主要是灰坑和墓葬。灰坑有圆形、近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出土典型器物有红陶杯、横篮纹罐、横篮纹高领瓮、宽扁足鼎和擂钵等。   

    朱寨遗址各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现概述如下:

 

 
 

图片 3

   
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存主要为灰坑,其形状有椭圆形、圆形两种。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及兽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居多,其次为泥质红陶,少量的夹砂陶中掺有蚌末;纹饰以素面为主,少量的篦纹、压印纹、划纹等;器型有三足钵、小口双耳壶、鼎、深腹罐等。石器器型有磨棒等。

   
东周时期遗存基本遍布整个遗址。遗迹有灰坑、灰沟、水井、小型土坑竖穴墓和被破坏严重的陶窑。出土遗物主要为鬲、盂、罐、豆、盆等陶器,属于楚文化性质遗存。 

朱寨遗址商代文化时期铜戈(M63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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