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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俊卿永利集团: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思

  我认为,提出这种含义的“划界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可以涵盖世界各国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规范要求来看,也是如此。这一学科主要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包括国外共产党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创新,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释,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文献等。面对如此宽泛的思想理论资源,我们显然不能平均地投放研究力量,而应当集中研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内容。我想,这种影响力的确定不能仅仅以我们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创造力的主观评价为尺度,还应当考虑客观的评价标准:
这一理论阐述是否真正进入到当代人类思想和理论对话与交流之中并具有影响力,或者是否真正对社会实践、社会运动或社会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可以说,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史、接受史及其理论和实践效应展开研究,既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价值,又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要求我们应当重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的揭示。也就是说,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应当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问题,而且应当进一步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的理论效应,以及对西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影响。从理论效应看,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思想联系,不了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晚年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无法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失误;不了解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就无法理解以詹姆逊和哈维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建构;不了解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就无法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从实践效应看,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生态运动、性别与种族平等运动、反殖民主义和反后殖民运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等都深受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问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化研究;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效应,亦有待学术界展开研究。

  我们所倡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在深层次上可以表述为:
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评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每一具体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关系做出具体的区分性评价,至少要明确一点: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代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中的影响的研究是有区别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要求我们应当重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史、接受史及其理论和实践效应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近40年,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拒斥到接受、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其他流派还处于进一步解释和接受过程中。探寻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解释史、接受史,既能够揭示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解释史、接受史的内在关联,也有利于我们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从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史、接受史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对于我们采取何种态度起了决定作用。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看,应当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对于我们反思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缺陷,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功能、使命和理论体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我们开启诸如技术理性批判、异化问题、日常生活批判、文化意识形态研究、生态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等微观论题和论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建立起了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失误和缺陷又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偏差和缺陷。从研究方式上看,主要是学院化、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越来越盛行,由此出现了关于“学术版本”和“政治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实际上是要求把放弃对现实的介入和关怀作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代价;从研究内容看,则是在强调实践、人等主观因素作用的同时,又存在着脱离客观因素制约,片面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

  三、深层面的“ 划界意识”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回顾

衣俊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 阶段性成果)

  

姓名:王雨辰 工作单位:

  还有一种情形是所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或现实影响力尚未得到自觉的论证。这种状况比较多地体现在近年来人们对国外某些大学教授观点的直接引进和评介方面,甚至包括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日本一些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者的介绍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给予很高的期待: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理应成为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同等级别的研究范畴。”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演变主要经历了从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实践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并与此对应形成了“资料评介式”“理论问题式”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上述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演变既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也与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密切相关。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比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更具科学性,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论题和理论实质。一方面,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不仅秉承的是以一种模式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评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准,不懂得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这一方式实现的,这一方式的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形态、多流派的发展,而且这一范式虽然能够使我国学术界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具体理论观点,却无法真正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真正意蕴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只能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停留于主观批判的层次。另一方面,“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虽然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真正意蕴和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无法完全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有机结合,无法真正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不仅像“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一样坚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宏大历史视野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求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现代化实践有机结合,明确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真正实现了其研究的价值。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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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data/50647.html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5

作者简介

  谈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划界”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我的这种划界诉求强调的不是一种“硬划界”,而是一种“软划界”;
不是一种“刚性划界”,而是一种“弹性划界”;
也就是说,这种划界意识的重点不在于“约束”和“规定”,而在于“提醒”和“启示”。具体言之,我在这里绝不是要做一种区分“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区分我们“可以研究什么”和“不可以研究什么”的具体“划界工作”。实际上,无论是各种明确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还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理论家,以及各种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理论家,都应该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只不过,在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流派的研究中,我们应引入一种“区别意识”,一种“划界意识”,不能不加区分、不分轻重、不分远近地把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笼统地都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或者不加分析地给各种与马克思思想有某种关联的观点都贴上“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特别重要的是,一种合理的“划界意识”可以防止我们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变成各种不同观点的拼接组合。近年来,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对象,已经做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划界工作。

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关系看,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一度不仅被中国学术界看作对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解读模式,而且也成为评判中外哲学、伦理学等哲学二级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初开始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徐崇温先生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被认为是系统研究的开端,并不断拓展研究范围,直到2005年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学术界时,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正处于支配地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反思和批判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解释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学术界就被判定为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决定了当时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只能停留于对其具体理论观点展开资料评介和主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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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顾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演变,可以发现,如何研究和评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与理论得失,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存在密切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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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要求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其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社会运动、哲学文化运动等方面入手,对其理论展开研究,把握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他们的理论问题,使之成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根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其理论个性根源于他们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哲学文化运动展开的理论创造,这就决定了要把握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理论问题和理论个性,必须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和文化传统。而把握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成为我们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资源。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能平行用力而应有所侧重,把研究重点放在那些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有促进作用的理论流派和代表人物上,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现象:
人们在引入和研究某一人物或某一理论时主要凭借自己的主观评价,而没有充分将之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没有在自觉的“划界意识”的引领下充分提供关于这一对象的客观影响力的分析。并且人们有时还出于自己的熟知度和理论偏爱而突出强调自己选择的研究对象的价值,否定或者低估其他人所选研究对象的价值和地位。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情形:
一种是有些可能在国际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客观影响力的学者和理论观点在我国学术界被迅速“包装”和“炒热”起来,从而使其在我国学术界获得了甚至在其本土理论界也不具有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
另一种情形是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的确具有客观的理论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划界意识”进行某种自觉的前提性论证。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具有局限性,需要自觉地加以完善。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我们所倡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在基础的层面上可以表述为:
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客观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切实而恰当的评估,从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突出重点和核心层。

所谓资料评介,就是通过翻译和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介绍和评述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所谓主观批判,就是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把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与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所秉承的具体理论观点作抽象的比较,并以其为标准展开批判,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和理论命题的原意,更不用说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绩是通过资料评介的方法引进和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为学术界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提供了较新的资料,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和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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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学术界对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由此出现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多种理解,“实践”和“人”的问题成为教科书改革范式的核心问题,出现了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本学”等多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并存的局面。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反过来引发了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理论性质的问题。学者在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支配下,依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以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融合、肢解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是指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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