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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林白:女作家肯定会冲破自怜

《一个人的战争》让读者记住了林白这个以急切、自我的笔触揭示女性心灵矛盾的女性作家,她在后来的《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中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女性视角”的轨道上。这部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把《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的故事“整合”在一起,逼人心灵的叙述强度或许减弱,但对人的宽容与谅解却慢慢凸显,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就予以关切的人性问题,被提炼得更加内敛,引人深思。

假如未能借助文学,还有其他出路吗?林白想起一位早逝的女诗人,生前房子被人侵占。“她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人骚扰你,你只能嫁给他的上司,你才能在他的权力之上。”对此,林白感到莫大的讽刺。那个试图压制她的编辑,也去世多年了。在作品中,她经常写到爱情关系当中的伤害。而对于曾经认为窄化自己的标签,她有了新思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这一过程中插入了年迈的道良每天辛苦接送女儿上学以及海虹在长途火车卧铺车厢恍惚遇见出走的道良等细节。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丈夫只有埋怨憎恨,《北去来辞》则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原谅的声音。这与其说是海虹心理的某种成熟,还不如说是林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最近几年女性小说日渐显露更为丰富复杂的叙述层次的结果。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是海虹在火车上遇见道良后,突然发现道良在她心中已经超越了夫妇两性的层次,变成一个离散的亲人,这促使她下定决心,用离婚不离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与年迈的道良和青春叛逆的女儿一起,共同抵御充满未知的90年代——这才是《北去来辞》真正的意义。

1990年代,林白与陈染、海男等女性先锋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脚,引领一时风气。据学者陈思和总结,19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形成崭新向度,“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

  这尤其体现在作品借助主人公海虹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道良这一人物形象上。上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道良却躲在小小的书房里摆弄古董,习字冥思。这位50年代的大学生被隔绝在世风日变的历史之外。海虹虽然并不接受商品经济的实用哲学,但她更不能接受丈夫道良以陈腐的方式把自己隔绝于历史之外。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迫使海虹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那样选择离家出走。

二十多年过去,争议带来的伤害早已烟消云散。但当时林白刚从《中国文化报》下岗,自认遭到边缘化,她非常忧虑,怕口诛笔伐阻碍作品出版,自己和几岁大的女儿“快没有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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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写诗影响,林白的小说语言纯净、唯美。她曾想尝试一种“粗粝、有点脏但很生动的语言风格”,但总下不了手。回过头思考,她觉得唯美不够好,“缺乏力量”。

  道良的生活史贯穿了“十七年”、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守旧、忠实而博学的读书人虽然无法融入今天的生活,却极其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巨变。反过来,女性视角反思中的道良形象又从独特的角度检讨了女性小说所走过的道路。如林白在《北去来辞》“后记”中所说:“我竭尽所能,要让海虹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在小说里,这个“他者”就是道良,是道良帮助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高中毕业后,林白下乡插队,开始创作诗歌,“有着直接的功利的目的,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不当农民”。她投给《广西文艺》一组诗歌,对方打电话到县里,公社、大队层层通知她去南宁改稿。林白第一次去城市,组诗以本名林白薇发表。幸事接踵而至,广西电影制片厂来人,说看了她的诗,想请她去做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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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林白出生于广西北流。父亲在她三岁时过世,母亲是妇幼保健站的医生,经常出差。保健站后阁楼堆放着宣传计划生育用的男女生殖器模型,上面有细小的骨骼和血管,肢体七零八落。林白常独自住在这栋诡异的建筑中,必须在下午五点半前回房间爬上床,否则“天黑的时候更可怕,没有人的时候,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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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在自己的书中解释,林白真实地书写了一个女性的痛苦心路,不愿“女儿”读这部小说的原因在于,“不希望她首先面对如此深刻的矛盾与绝望中的反抗”。后来,在不同场合,总有人问候她女儿的近况。戴锦华笑称,这个不曾存在的女儿成了自己“‘社会形象’的组成部分”。

林白(左)与诗人翟永明的合影,由作家陈村拍摄。1999年或2000年,林白去成都拍摄吕乐导演的电影《小说》。她与同行的阿城、王朔、方方、陈村等作家去翟永明的白夜酒吧,翟永明邀请大家们享用成都名吃兔头。(受访者供图/图)

林白和那个编辑再无联系,后来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诗集,书上标明某某糖厂赞助。“他要出一本诗多么困难,糖厂给钱,他才能把这本书买来寄给人,要不然出版社就不会印你的书。我的书谁都能出,对吧?就这个结构来说,我在他的上面,以这种方式:权力的变化,在文学上我变得更有权。”

“当代女性就是要有很飞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老要写控诉、压抑的东西呢?”林白问道。

过去,林白习惯在窗帘低垂的室内写作,她怕光,需要光线幽暗。作家张炜曾说她“身上阴气太重”,单独待在一起他会无端感到害怕,建议她与方方那样阳气重的人交朋友,能够受到照耀。那天,林白才醒悟:“我们身体的深处会隐藏同样多的力量,只是没有遇到激活我们的人。”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女性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也是“所有女作家的运气格外好”的一年。林白和朋友们各自出了好几本书,不断拿到新书和稿费,马不停蹄地参加会议和签售。“她们像风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她们美丽或朴素的衣裙在许多城市里像花一样开放。”林白在文章里把那一年称为“狂欢节”。

林白自幼对外界充满恐惧,“跟这个世界没有通道,无法交流”。她在幼儿园不参加集体游戏,喜欢在林子里哼唱自编的歌曲。她长大成人后也是这样,唯独在写作中“好像很愿意敞开自己”。

作家林白从往昔获得了启示。她近来想起一件曾经忘记、释怀,从未对任何人说的事情。2018年8月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的午后,她忽然决定要把它写进小说或回忆录中。

后来林白还是发给那个编辑一组诗。四首一组,编辑抽出一首发表,剩下三首她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使坏,也不是不发,你在别的地方没法发了。我在广西的时候,起码有一年,开会,他谈到了所有写诗的作者,唯一不谈林白薇(注:林白的本名),他就不提我。我自己很压抑。”

命运的馈赠暗中标好了价码,就在这组名为《从这里走向明天》的处女作里。组诗十首,发表四首,其中第三首《脚印》是抄袭之作。“我沉浸在再生的诗句中,没有提出拿掉那首抄袭之作。”林白在散文《流水林白》中回忆。

现在林白60岁了,“活到了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年岁”。她“从小害怕这个世界”,生人、熟人、亲人甚至猫狗都能对她产生压迫;打坐、念咒、练曹全碑后,她整个人松弛下来,紧张与不安减少了。

2004年,林白凭借《妇女闲聊录》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授奖词称:“她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一直在为隐秘的经验正名,并为个人生活史在写作中的合法地位提供新的文学证据。”林白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了”。

文 / 李慕琰

“当代女性就是要有很飞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老要写控诉、压抑的东西呢?”

《玻璃虫》是一部虚构的电影生涯回忆录,林白自觉其“充满了未经反省的荷尔蒙,轻狂之处甚多”。2013年,因一次采访,她才坦然回看,从头至尾修改了一遍,“整页整页删掉”。她自省,这部小说并不深刻,人物刻画不算微妙,但贵在打开了内心桎梏,有“飞扬的生命力”。

林白并不热衷于理论。写作时,她思维跳跃,信任直觉,“不是说很深入地、细微地要洞察一个东西,再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2013年,她在一次采访中诉苦,标签让自己太难受了。用在早期的作品也许还凑合,现在则不然:“把我圈得太死了。这样来看一个作品,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

回想起来,林白认为文学界和学术界一直都接纳自己。一些观察家则不以为然,觉得“这不是正经的文学,那些隐蔽的私密经验,个人的隐痛、撕裂感,个人的身体和心理感受,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不是那么容易被接纳的”,她后来对媒体说。

1996年夏天,中国作家、学者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门口合照,前排为史铁生,后排由左至右为林白、余华、孟悦、格非和陈思和。图片由史铁生夫人陈希米拍摄。那一年,林白离开了《中国文化报》。(受访者供图/图)

“这样来看一个作品,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

林白还在反省和修正自己的观念。1996年,她曾在一次会谈中表述自己的写作出发点:为了缓解与世界的冲突。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招它,它招你啊,它侵犯到你了。”林白反问,“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难道没有触动吗?”

“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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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诗发表的1977年,林白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不久,抄袭遭到揭发,进电影厂的机会泡汤。武汉大学派人到南宁调查,幸亏《广西文艺》表示支持,她才被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录取。毕业后,林白分配回广西,时隔四年重新发表诗作。之后诗人林白薇变成小说家林白,她满意自己的笔名不是典型的女性名字。

1990年代,林白与陈染、海男等女性先锋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脚。学者陈思和认为,当时的女性写作“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图为林白(右)与作家迟子建。(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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